长征中党的军事战略指导的历史性转变

习主席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之路，是依靠独立自主、实事求是走出来的。我们党在血的教训中深刻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逐步摆脱教条主义束缚，开始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地解决路往哪里走、仗要怎么打等重大问题。正是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红军作战指挥实行了一系列符合实际、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从而成功突破敌人层层封锁，不断走向新生、走向胜利。在长征的伟大转折中，党的军事战略指导走向成熟、展现特质，实现了历史性转变。

一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长征时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一直没有形成能够适应中国革命实际需要、能够真正肩负起领导党和人民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历史使命的成熟领导集体和核心，中国革命曾充满曲折和坎坷。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屡次失利，使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几乎濒临绝境。仗要怎么打、路往何处走，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面临着成与败、生与死的严峻考验。面对残酷困局，全军上下强烈要求和支持确立符合中国实际、扭转革命大局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一支军队如果不能形成集中统一的指挥核心，就难以形成整体意志，也就难以在复杂多变的战场上实现正确战略决策。遵义会议后，红军指战员听从党的指挥、始终高举党的旗帜英勇奋斗，在万分危急情况下不仅保存了有生力量，而且不断走向胜利。党的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军事领导，都在长征的惊涛骇浪中经受了充分检验和磨炼。经过长征，党的领导更加成熟，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不断壮大，党成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伟大革命的核心力量。

二

长征的胜利，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由受共产国际束缚到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伟大转折。遵义会议前，“左”倾教条主义者机械照搬书本和他国经验，脱离中国革命实际，使苏区遭受极大损失。遵义会议之所以具有划时代意义，正在于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党扔掉“洋拐杖”，破除照搬照抄的教条桎梏，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谋划与制定出适合当时红军战略行动的方针，正确选择战略转移方向和目的地，彻底摆脱对教条主义和外部指令的盲目依赖，把战争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实践证明，只有摆脱教条主义束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才能作出符合实际的军事战略指导，才能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争得主动、走向胜利。

长征的胜利深刻表明：战略指导的主动权，取决于战略决策的自主权。军事战略指导的最高境界，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坚持独立自主，解决了战略决策由谁掌握、能否自主的问题；坚持实事求是，解决了战略决策依据什么、能否正确的问题。两者相互贯通，共同确定了一条正确政治路线，而且确定了一条服从于这一政治路线的军事路线。正是在正确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指导下，党领导红军不仅夺取长征伟大胜利，也引导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

三

长征的胜利，是红军在极端劣势下创造性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实现从被动挨打到主动破局转变的胜利。第五次反“围剿”中，国民党军队推行“堡垒主义”战术，步步推进、层层压缩，与红军打阵地消耗、拼兵力损耗。“左”倾教条主义者执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命令红军固守阵地、寸土必争、正面硬拼，导致红军大量伤亡和被迫退出中央苏区。长征初期，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丧失有利歼敌战机。遵义会议深刻批评“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肯定和恢复了毛泽东同志为红军制定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之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等指挥下，审时度势、灵活变换作战方向，迈开铁脚板，忽东忽西，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使敌晕头转向、疲于奔命，而红军则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四渡赤水，声东击西，避实击虚，反复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是红军运动战的巅峰；强渡大渡河，突击队直面炮火强攻险渡，以无畏勇气冲破扼守河谷的敌军防线；飞夺泸定桥，一昼夜奔袭120公里，勇攀铁索浴血攻坚，演出了战争史上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

长征的胜利深刻表明：战争对军事战略指导的基本要求，是高敌一筹、掌握主动。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增强军事战略指导进取性、主动性，通过高度机动和灵活变换制造敌人的错觉与失误，善于发现和利用敌之弱点，善于创造和捕捉战机，瞄着敌人死穴打，不按敌人套路打，发挥自身优势打。红军就是在敌强我弱的总体态势下，灵活机动作战，从而夺取了局部主动，逐步改变了态势对比。这是对战争主动权和制胜规律的精深把握，是党的军事战略指导中最具活力的制胜法宝。

四

长征的胜利，实现了中国革命力量的集中统一，为中国革命战争胜利创造了基本条件。长征前，中国革命力量总体分散，各路红军发展于中央苏区、川陕苏区、鄂豫皖苏区等地，指挥体制也因地区分散难以形成整体合力。长征初期，博古、李德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自顾不暇，不仅指挥中央红军硬往敌军布置的“口袋阵”里钻，而且对留守中央苏区的分局和红军也没有指导，对其他苏区红军就更谈不上战略指导和协同了。遵义会议后，中央政治局进行分工，毛泽东同志协助周恩来同志负责军事指挥。中央红军三渡赤水前，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负责军事指挥，在组织制度层面建立起集中统一、精干高效的军事领导指挥体制。俄界会议上，组成五人团负责由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改编的陕甘支队的军事行动。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实际上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为统一全军的组织指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成员并组成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的军委主席团，基本实现了全军组织指挥的统一。

长征的胜利深刻表明：统一指挥，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源泉，也是军事战略指导得以贯彻落实的制度保证。指挥分散、各自为政，纵有正确方针也难以奏效。红军组织指挥统一的基本实现，解决了军事战略指导如何贯通于作战行动这一关键问题，实现了组织指挥与贯彻执行的相统一。正是在集中统一指挥下，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并开赴抗日前线后，才能在广袤的敌后战场游击作战而不失章法，才能把灵活多变的战术与统一坚定的战略意志紧密结合，才能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发挥独当一面、影响全局的战略作用。

五

长征的胜利，结束了红军被围追堵截、被迫不断转移的被动局面，开始了以西北为革命大本营的新局面。长征中，党和红军面对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燃眉之急是如何避免同强大敌人决战，寻找敌人力量薄弱地区，获得稳固根据地，解决党和红军的生存问题，以保存有生力量。中央红军到达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中共中央在认真分析全国形势和红军所处环境的基础上，主动放弃原来准备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决定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川陕甘三省建立根据地，将新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的选择，放在接近抗日前线的西北，推动局势朝着有利于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方向发展，开创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新局面。广大红军指战员在长征中始终坚持党制定的行动目标，即使在长征最困难的时刻，也始终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始终以捍卫国家独立和实现民族解放为己任，从而把长征的军事行动与北上抗日的奋斗目标融为一体。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到达陕北，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奠基于西北，最终成功把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把长征的大方向同建立抗日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为后来实现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的胜利会师、实现直接对日作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长征的胜利深刻表明：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长征走的是高山峻岭，渡的是大河险滩，过的是草地荒原，但每一个行程、每一次突围、每一场战斗都从战略全局出发，既赢得了战争胜利，也赢得了战略主动。坚持和发展正确的军事战略指导，将军事行动同党的战略全局紧密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正确方向和强大动力，为中国革命夺取最终胜利提供强大战略支撑。（魏希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