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中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由于当时艰苦的条件和严峻的战争环境，遵义会议留存下来的档案资料很有限，其中最重要、最权威的两件是《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和《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这两件珍贵档案均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具有不可多得的史料价值。

危急关头的历史抉择

1933年9月至1934年10月，在博古、李德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军事路线指挥下，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遭受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在突破湘江第四道封锁线时，红军广大干部、战士同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殊死决战，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大部分壮烈牺牲，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党和红军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在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干部中，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中，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

关于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渡过湘江后党中央内部一直存在分歧。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后，是继续按照原定计划向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还是避开国民党军布下的埋伏，中央领导人曾发生过激烈争论。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长征开始后的第一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会议通过决议，放弃到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会议还决定，在适当时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后，中央红军于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接着，红军渡过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为遵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力挽狂澜的真理辨析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刘伯承、李富春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以下简称《传达提纲》）中记载：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

会上，博古首先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种种客观原因。随后，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随后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

其实，早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等就对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过许多意见。正如《传达提纲》所指出，“这种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当时列席遵义会议的伍修权回忆：毛泽东讲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发言的主要内容是说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问题，他“尖锐地批评了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略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毛泽东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陈云在《传达提纲》中详细记录：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会后，张闻天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一般称《遵义会议决议》），这是遵义会议最重要的成果，2月8日，中央政治局在云南扎西（今威信）地区召开会议，正式审议通过了这份决议。《遵义会议决议》全文共14节，长达1.2万余字，不仅在军事上纠正了错误路线，更在政治上确立了实事求是原则，在组织上恢复了民主集中制传统，成为统一全党全军思想、明确军事政治方向的纲领性文献。

浴火重生的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从1月末到3月下旬，红军四次渡过赤水河，在遵义战役中，红军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余人，取得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之后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再袭云南，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后突然掉头向北，于5月初渡过了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一胜利，是遵义会议后更换了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遵义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明确地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时改变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付子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