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一大——开天辟地大事件（上）

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而苦苦探寻,但始终没有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新希望。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实现对中国社会的改造。于是，在中国产生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他们开始创建共产党的早期组织。1921年7月，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会聚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由此诞生。

■以俄为师，宣传马克思主义■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起点。在这之后，为了拯救苦难的中国，改变中华民族受凌辱的境遇与命运，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几乎没有停止过，可无一例外地全都失败了。

1917年11月（俄历十月），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十月革命让正在苦闷中摸索、在黑暗中苦斗的中国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出路。

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给予中国人民以深刻的启示：既然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何不走社会主义的新路？于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决心以俄为师。

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未被人们所重视。即使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少数知识分子，也仅将之作为西方的一个学术派别来看待。

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际遇就大不一样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革命成功的苏俄，在政治、经济上与中国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而它在革命胜利后又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口号，并且主动宣布废除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让中国的先进分子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了特殊的好感。这时，中国国内的条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而此时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不断壮大，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和阶级基础。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1918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1919年5月，他又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也先后发表了《劳动者的觉悟》《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等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批驳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正如当年一份文献所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是很短的，至今不过三年左右。可是一面因为受了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和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他面因为先驱者的努力宣传，竟使马克思主义能在最短期间发达起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日益增加起来。”

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馆长）时的李大钊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

要革命，就必须有一个革命的党。有了革命政党，革命才有坚强的核心，才能把广大革命者凝聚在一起，将个人的力量变成组织的力量。于是，在中国建立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就摆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前。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同邓中夏商议后，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是李大钊把对“马克斯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联合起来的最初尝试。1921年11月17日，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出启事，声明：“本会叫做‘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斯派的著述为目的。”启事中，还登了19个发起人的名字。这些发起人后来几乎都成了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李大钊虽然没有被列入发起人名单，但这个研究会实际是在他领导下成立的。

当时，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对中国组建无产阶级政党十分关心。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全权代表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来华，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并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随行的有旅俄华人、俄共（布）党员、翻译杨明斋。维经斯基先是到了北京，见到了李大钊，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与邓中夏、刘仁静、张国焘、罗章龙等进行座谈。罗章龙回忆说：“他同李大钊先生谈话很融洽，对李大钊先生评价很高。他在座谈上勉励在座的人，要好好学习，要了解苏俄十月革命。正因为如此，中国应该有一个像苏俄共产党那样的组织。”

不久，通过李大钊的介绍，维经斯基到了上海，会见了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沈玄庐等人，还开过几次座谈会。经过多次接触，这些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更加明白了苏俄的政策，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

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参加研究会的有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陈望道、戴季陶、邵力子等。它与北京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同，是一个秘密组织，没有纲领，入会也没有成文的手续。同年6月，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法租界的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参加的有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等，主要成员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中国最早的共产党组织，它在成立的时候，名称就叫“中国共产党”。当时，是称社会党还是共产党，陈独秀拿不定主意，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后，决定叫共产党。陈独秀被推举为书记。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三人在李大钊办公室正式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随后不久，张申府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秘书的身份前往法国，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只剩下李大钊和张国焘两个人。于是，扩大组织成为当务之急。张国焘回忆：“李大钊先生和我在北京征集参加者时，标准不免过严。我的同学罗章龙和刘仁静两位对马克思主义较有研究，由我接洽，他们欣然答应参加。李大钊先生和无政府主义者接洽，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五人也应允加入。”这样，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展到了9人。“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就在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里举行。到会的共九人，除李大钊和我外，有罗章龙、刘仁静、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我们宣布这一小组的正式成立。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不愿有任何组织形式，这次会议没有主席，也没有记录。”

由于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与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有明显的不同，他们不愿受任何组织约束，反对组织纪律，因此黄凌霜等人随即又退出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样一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就只剩下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4个人，于是决定将正在筹备中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骨干邓中夏、高君宇、范鸿劼、何孟雄、缪伯英等人吸收进来。

1920年11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正式改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担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

从1920年秋到1921年春，刘伯垂、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在广州，分别成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开展共产主义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在日本和法国，也有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成为党的早期组织成员。

这些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成立之时，名称各不相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称“中国共产党”，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称“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称“共产党武汉支部”，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称“广州共产党”，有的实际上连名称都没有。尽管如此，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的出现和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准备了条件。

建党时期的陈独秀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先后来到上海■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迅速组建一个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就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愿望。1921年3月，李大钊公开撰文发出建党呼吁，认为“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

要把各地分散活动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联合组成一个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时，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义不容辞地担当起组党的筹备工作。

1921年6月初，为了帮助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共产国际派荷兰人马林作为驻中国的代表来到中国。几乎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和赤色职工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尼科尔斯基也到了上海。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

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到上海后，加快了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在与李达、李汉俊的接触中了解到，自维经斯基来华后1年多时间里，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已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和工人运动。据此，两人认为，中国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建议及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

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李达分别与广州的陈独秀和北京的李大钊进行联系，并确定在上海召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接着，李达和李汉俊分别写信给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及日本留学生中的党组织或党员，通知各地派代表到上海开会。同时，从马林带来的共产国际给中国革命的经费中，给每一位代表寄了100元路费。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后，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等几个党员开会，研究推选出席一大的代表。李大钊没有参加会议。

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始人，各地党员自然都希望他能出席一大。但是，李大钊这时担任北京大学的图书馆主任兼教授，同时还兼任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主席。此时正值两个学年交替时间，李大钊公务繁忙，抽不开身。而且李大钊是全国名人，行踪为各方所注意，南下沪上也有诸多不便。有鉴于此，会议没有推举李大钊作为一大代表。

在这几个人中，张国焘颇为活跃，他既参与了北京党组织的创建，又到长辛店开展过工人运动，所以被一致推举为代表。在推举另一位代表时，有人提议邓中夏去，邓中夏说有事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便决定由刘仁静去。

张国焘作为北京党组织的代表，需要参加大会的筹备工作，在这次会后不久，即动身前往上海，成为外地最先到达上海的代表。刘仁静于7月上旬到达上海。

陈独秀既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人，也是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实际负责人，加上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大影响，各地代表希望他能出席党的成立大会。可是，陈独秀因有事缠身，不便赴上海开会。于是，陈独秀提议，派陈公博作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又委派包惠僧代表自己前往上海出席一大。包惠僧和陈公博于7月15日动身，乘海船于7月20日到了上海。

长沙党组织的代表是毛泽东和何叔衡。毛泽东具体动身的日期是6月29日。何叔衡的同乡兼好友谢觉哉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毛泽东、何叔衡是秘密前往上海的，谢觉哉当时并不知他们去上海干什么。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回忆说：“一个夜晚，乌云蔽日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他俩行动的‘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才知道，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7月4日，毛泽东和何叔衡抵达上海。

武汉党组织的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他们于7月15日左右动身，到上海时为20日左右。

济南党组织的代表是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赴上海途中，曾在济南逗留了一天，在大明湖的游船上同王和邓谈召开一大的情况。在张国焘离开济南不久，他俩也乘车南下，于6月底到了上海。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还向日本的留学生党员发了通知。当时，留日学生中只有在鹿儿岛的周佛海和在东京的施存统是党员。施存统到日本的时间不长，功课又紧，便推周佛海作为代表。周佛海等课程结束放暑假后才动身，加之途中耗费了一些时日，到上海时已是7月下旬。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是李达和李汉俊。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一大召开的地点又在上海，李达和李汉俊也就承担起了会议的筹备和会务工作。

各地的代表大多是教师或学生，收入有限。李达便让其夫人王会悟出面，以接待北京大学师生暑假旅行团的名义，租了法租界的博文女子学校作为外地代表的住所，除陈公博和周佛海外，其余的外地代表都住在这里。陈潭秋在1936年回忆说：“1921年7月的下半月，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的女子学校，突然来到了九个客人。他们都下榻于这学校的楼上。在学校的楼下，除掉厨子和校役以外谁也没有，因为学生和教员都放了暑假。一个认识的校役则被请为大家每日做饭。另外他的任务，注意不放一个生人进来。假使不是认识的人向厨子解释，那他会根本不知他们是谁，因为他不懂他们的土话，他们讲的都不是上海话。有的讲湖南话，有的讲湖北话，而有些则讲北京话。”